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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正文 我注意到许多自称“自由左翼”“新共产主义”“性少数友好”的人因为中国的性少数权利问题就对巴西人大发脾气，最终反而导致了实质上与博尔索纳罗支持者的共鸣——因此有必要简单介绍巴西性少数权利的关键历史巴西历史上以对性少数群体的高度宽容著名，譬如佩德罗一世亲自在帝国刑法典中删除了所有与鸡奸罪相关的内容，但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民主化”，一些大型福音派教会开始意识到，自己可以利用组织化的信徒网络，在国会内取得代表权，并直接参与决定国家的文化和社会规范，随后国会里的福音派议员数量迅速增长。这个变化对任何与性少数相关的立法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果：之前一个议员即使在文化上反对同性恋，也未必会把同性伴侣的民事权利看成必须阻止的政策，但宗教政治动员使得维护某种家庭概念本身成为一种可供持续动员选民的议题，由此，非左翼的议员为了选票，开始主动地排斥性少数群体譬如说，1988年巴西制定新宪法时，巴西同性恋运动已经尝试在1宪法中加入明确禁止性取向歧视的条款，但这个要求最终未获通过。在1995年，PT的众议员Martha Suplicy提出了一项旨在合法化同性之间民事结合的法案（Projeto de Lei 1151 de 1995），Martha本人并不是一个工人，而是一位非常漂亮的专业心理学家，她提出的法案迅速成为社会热点，导致国会难以去否决这一法案，最终国会内保守派的选择是将这则法案“归档”——也就是说，在不正式投票否决的情况下将该法案以“不继续讨论”的方式实质上否决——这标志着通过立法手段实现性少数权利保障的途径再也不可行最终，巴西同性婚姻合法化是依赖于卢拉胜选后，借助执政地位的优势在社会层面施加影响，支持性少数权利运动对司法体系施压，与此同时又在最高法院里提名了许多有进步思想的法官，最后在2011年通过最高法院判决实现的——司法判决的致命弱点在于，它是随时可能被同一个最高法院用另一个判决撤销的（想想美国保障堕胎权的罗伊诉韦德案最终的命运），而博尔索纳罗任期中已经往最高法院里塞进了一个福音派信徒法官与此同时，性少数权利得到保障也促使巴西右翼的进一步保守化。自2010年以来，巴西国会尤其是众议院越来越被一群保守派地主所占据，他们普遍具有三个特征中的至少一个：来自农业州的地主阶层、信奉福音派、主张公民拥有尽可能不受限制的持枪权利——这个被称作bancada BBB（boi牛、biblia圣经、bala子弹）的议会团体自然而来对性少数议题采取极度敌视的态度。卢拉政府的教育部长费尔南多·哈达德曾经提出一套名为Escola sem Homofobia（学校无恐同）的性教育材料，其中的内容无非就是简单的性少数科普，然而BBB们却宣称这是在公立学校里宣扬“同性恋意识形态”，最终迫使了教材被停止使用BBB们在2018年对博尔索纳罗的竞选提供了重要支持，而博阵营同时又宣扬性少数相关的假新闻，上文提到的哈达德在2018年代替卢拉竞选总统，随后博尔索纳罗的支持者们就开始散布一个被称作Mamadeira de piroca（阴茎奶瓶）的阴谋论——他们宣称哈达德在托儿中心分发这种形状的奶瓶以培养同性恋，然而事实上这种奶瓶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我们不难看出，在巴西，当代的所有性少数权利运动都是左翼政党和组织推动的，而所有的右翼，无论是体面的“中右翼”还是明晃晃的博派，对性少数群体至少也是敌视的——巴西性少数群体确实有法律上的保障，但他们却要面临政界的大规模敌视和污名化在中国，性少数群体最糟糕的遭遇除了自杀之外往往是被逮捕抓进戒网瘾学校等矫正机构，在巴西这种机构有自己的同生态位——军民学校escola cívico-militar。但区别在于，中国的矫正机构在法律地位上是民间私营产业，而巴西军民学校却是受到国家机器（政府与军方）支持的。对于前者，至少可以通过网络曝光和举报等方式尝试遏制，但对后者，只能期望于出现一个维护性少数权益的政府（卢拉政府限制了军民学校，但随着弗拉维奥即将上台，一切都将恢复）。此外，巴西性少数群体往往面临着实实在在的谋杀威胁巴西的性少数群体状况是奇特的：有全面的法律保障，有可以获取的支持资源，有愿意随时伸出援手的政治界人物；但法律保障实际上相当薄弱，社会上存在强烈的抵触情绪，政治界剩下的人都不把他们当人看——我不知道他们对中国的性少数群体状况会有什么想法，但他们如果想要捍卫自己的权利就不可能选择本国的右翼这一次选举中，圣保罗有一个博尔索纳罗阵营的众议院候选人一次性获得了三百多万票，而他的竞选纲领不涉及任何实际项目，而是大名鼎鼎的“不能让跨性别女性进女浴室”（可事实上在巴西这个问题从未存在过），当选后，他又宣称，“你们是少数群体，我们会把你们放到应有的位置上”——这句话的意思有必要解释吗？遗憾的是，巴西右翼的这种立场，似乎根本不被中国的“左翼”们所知晓，而中国的自由主义右翼和保守主义右翼甚至对此会持支持态度......